[60]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2页。
[68]参见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上），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33]参见汪永清主编：《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14]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法律、法规、规章中设定的减罚情节进行罗列和细化，因未超越上位规范，其效力自不待言。这使作出免予处罚决定的执法人员被追责的风险大大降低。这是否意味着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三、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的合理性 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是否必要，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该条款被刑法学者称为酌定减轻刑罚条款或特别减轻刑罚条款，是对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充分考虑，旨在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弥补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实现个案正义。[28]何茂斌：《从方林富炒货店案谈绝对化用语广告的执法困境与解决思路》，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0年第8期。
应松年主编：《行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2]又如，在杭州市西湖区方林富炒货店诉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行政处罚案（以下简称方林富炒货店案）中，因无法定减罚情节，作为行政处罚作出机关的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均强调20万元罚款已是最低罚款额度已是在广告法规范幅度内最轻的行政处罚。他以德语Brot和法语pain两个词语为例，认为德语Brot和法语pain，在意向性上都意指的是同一个对象——面包，但它们的意向性样式却并不相同。
除了在对历史的思考中，我们还能在哪儿找到两种语言间的联系呢？……任何超历史的语言间的亲族关系都依赖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之下的意图，不过这种意图并不是任何语言能够实现，而是实现于这些意图的互补的总体之中。整体而言，十九世纪的中文语境下的民主往往是Republic、President和Democracy兼而有之。它既改变了历史，也重塑了现实。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起源、流变以及由此所构建的中国现代民主话语的省察，对中国的政治现代性问题提供某种重新解释的途径。
其实，早在古代文献中就有了人民一词，其含义与普罗大众或平民几无差别。中国只有被置于西洋自身的文化语境里才能被西洋理解。
没有翻译就没有理解，因为让每个人离开自己的母语去阅读是不现实的，掌握自己母语之外的专业更不可能。一个成功的经验总是离不开主体的历史性，包括精神的、心理的、情感的等经历，而学习就是把经验中那些无法复制的东西剔除，把剩下有关教诲的部分植入另一个过程之中，在新的语境下变成自己的东西。第二阶段大致是从甲午战争到1919年，这个时期被看作是中国知识官僚阶层，特别是处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知识者，尝试根据外来概念、术语、思想、原理的本有蕴涵进行理解和学习。这些被译成汉字汉语的概念、术语也传至同一时期的日本，并系统地进入日语成为日语汉字词汇，为日本的近代化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表达底座。
从表面看，因为传教士的翻译大多是由传教士本人口授，然后由其中国助手通过记录而完成，它通常被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官僚诟病为缺乏汉语的美感——雅训。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宪制制度与宪制文化的生成就是向西洋（列强）学习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非完全被动地模仿和学习，而是将这一概念桥接在中国物境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二、宪制关键词研究的视角与立场 国内观念史的研究者把有关中国宪制制度与宪制文化的外来词在本土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这被看作是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中国知识官僚阶层对来自西洋的宪制概念和术语习惯于以自己的儒学知识修养和标准去理解和把握，如对议院、民权、民主、权利等的态度便是如此。
与此相关联，中国宪制中的人民、宪政、民主、民权、共和、国体等概念在隐喻意义上，正是西语的字母文字被中国化的结果，这些已中国化的东西无形中也成了西洋宪制的来世。早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就把西语中的宗教以及部分科学概念、术语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
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为了推行洋务运动，外语学校在中国本土也随之开办起来。这种宪制话语由人民、民主、民权、共和、国体等一系列概念组成，探究这些概念本身的发端与演进，对研究中国宪制及其相关制度实践而言尤具价值。
译作是原作的来世是一个绝妙的思想，也只有本雅明会这样思考问题。而从深层看，中国败北于一直被自己看轻的日本，这也间接地说明了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洋新概念、新知识的事业并不是成功的。即使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也无法避免语言的文化语境，语言与文化的民族性自始至终都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存在着。所以在意向性的样式上，面包不但不能与德语、法语的词语互换，而且会激烈地排斥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与西洋遭遇就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语境的碰撞。在民国制宪史中，承接主权者之意义的主体是国民或国民全体，人民只是类似个人公民等指称权利享有者的语词。
虽然总体而言，在学术分工愈加专业化的今天，我们无法确切地将这种研究归类到知识考古抑或观念史研究之中，但仍然就这些概念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当中掺了点法学的表达，也混了些历史的味道。他不但翻译了西洋社会科学作品，创造了至今仍沿用的概念和术语，而且也确立了汉语翻译的三个原则：信、达、雅。
也就是说，作为译体语的汉语文字无论如何努力保持住它在源语言中的原意，都无法完全剔除汉语文字附加在它上面的意义。概念支撑了宪制的语言。
它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被赋予了中国欲求的新含义，也就进一步从一个政治概念转变为社会概念，帮助中国的知识者方便地表达各种社会欲求。在窘迫面前，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方略，对经世致用的儒家官僚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不过它由以生发出来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除此之外，像民主共和国体等都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原有的，它在近代被译者调用出来，这也说明了本雅明有关人类纯粹语言的历史联系的深刻洞见。由于意向性样式的不同，‘Brot对于德国人的意味和‘pain对于法国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个词不能互换，事实上，它们都在努力地排斥对方。来源：《法治社会》2022年第5期，第1-18页。
问题在于，严复使用的汉语概念和术语哪些是取自传教士，哪些是他自己的创造？从日本传至中国的汉语借词哪些是日本自己的发明，哪些是来自中国的传教士？对此，要做出细致的区分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constitution无论在英国历史文化中具有何种意义，它一旦进入中国的语言文化语境，就无法割断与汉字宪（憲）与法的意义粘连和想象。
这是瓦尔特·本雅明在《译作者的任务》文中的一段话。而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又赋予了Democracy新的意蕴，他们不愿意仅仅把它理解为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制度。
在这一点上，严复是敏锐的，他有关宪制文化的译作基本都是从中国历史文献中调用固有词汇，这不仅仅为了汉语译本的雅训（文体的美感），而且也是在本雅明的意义上，从历史的联系中寻找或接近人类纯粹语言的一种努力。其师资既有专门聘请的外语教师，也有深通中外语言的传教士。
三、作为文化的和作为语言的宪制 按照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的观点，语言有个底座，这便是种族和文化。这个总体不妨叫做纯粹语言。概念还是原来的那个概念，但衣服和里子则全换了，这便是蕴涵的改写。世人皆叹《牡丹亭》，杜丽娘因为情深，可以由生而死，再由死化生。
提出民权一词的原因，在于对皇权体制运作机制失灵的怨恨。不难看出，这种划分的基准与其说是观念史本身的，不如说是按历史的通行标准对概念的自身意义所做的人为切分。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宪制问题的汉语译词大都采用从中国历史典籍中借用现成词语。概念有自己的身世，正如宪制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过程一样。
这里的人民不再是对民人、平民或公民的指代，人民是一个阶级性的主体，并且在不同的宪法语境中具有交叠而非融贯的复杂意涵。它在中国文化里通常是指一个事物通过一种神秘机制能够转化为另一种事物，而后一种事物通常会被看作是前一种事物的来世。